再怎麼聰明，一個沒寫過程式的，這就好像
也無法在一年之內，取代一個經驗豐富的軟體工程師主持計畫。
再怎麼聰明，一個醫學門外漢，這是我內心深處始終未曾衰減的一個聲音。以上的經驗判斷顯而易見，應該很難有討論的空間。就算天仙下凡，也是個凡間有限的軀體。那麼…
也無法在一年之內，替代一個以手術房為家的外科醫師動刀。
站在台北市民的利害關係上來思考，市政，畢竟是市長選舉意義之所在，也應該是「正常選民」的唯一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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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kolmogolovi.blogspot.tw/2014/09/ilovemg149.html
[b] 2014-08-13 丙烯的《天使心》
http://kolmogolovi.blogspot.tw/2014/08/angel-heart-of-propylen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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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馮建成, 新世代觀點：曾經，「為了千秋拼一時」是台北的城市精神, 風傳媒, 2014-09-14
http://www.stormmediagroup.com/opencms/review/detail/760174b2-3bba-11e4-8fd6-ef2804cba5a1
「本市北門口市長候選人高玉樹競選辦事處前，昨日晚上擠滿了數千人，聽競選失敗的高玉樹在二樓的麥克風前發表談話，中正路，博愛路，延平南路交通受到影響，警察出動維持秩序，汽車只得改道行駛。高玉樹說，我不要不光榮的勝利，我要光榮的失敗…」（1957.04.22，聯合報）
從宣佈參選台北市長開始，自稱代表「在野」的柯文哲醫師，多次強調「歷史」是他政治理念的基礎。只是，柯文哲的史觀與對史實的掌握，卻像是從某財經台從網路中國影片剪輯的說書節目中，東拼西湊出來的，以致於每當柯Ｐ講起歷史，都像是對理念缺乏、政策外行的拙劣掩護。
柯文哲最早提起的歷史片段，是蔣渭水。他向媒體解釋，蔣渭水是台灣史上「醫師從政的最大咖」，而自己也是醫師從政。不過，除了一些空泛的民族自決修辭外，柯文哲始終沒能講清除了同為醫師，成為他的政治模範的為何是蔣渭水？為何不是孫中山或格瓦拉？而口口聲聲自己「學科學」的柯文哲，也從未在邏輯上論證出給予人民相近選擇的，是「醫師從政」，而非政治信念或治理能力。
然後，柯文哲捧起了蔣經國。面對知識界的強烈反彈，他一面宣稱自己是講歷史、就事論事，另一面卻講起「功大於過」、「晚年也沒什麼過」的政治語言；他稱讚蔣經國時代的「官員操守」，但連震東與連戰豈非蔣經國時代的官員？他吹捧蔣經國時代的「政商關係」，但讓國民黨國家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得到長足發展的，難道不是蔣經國？他認為蔣經國不扶植權貴，那蔣經國那些從唸書起就用盡特權的兒子，何德何能政商兩得意？
更讓人瞠目結舌的，是柯Ｐ的辯護者們前一刻還在「公民覺醒」，現在卻像是黨國留聲機般，播送起「蔣經國、孫運璿、李國鼎」的三位一體神話。只是，就算只讀過李國鼎那本頗多修飾的口述史，也該知道李國鼎在「剝蕉案」時，雖也與蔣經國「太子黨」結盟，但後來卻因十大建設與稅制，與蔣經國多有磨擦。而蔣經國因為忌憚李國鼎ＫＴ系人馬在財經部會的勢力，在拔擢他所偏愛的孫運璿擔任行政院長後，便將李國鼎冷凍為政務委員。
讓蔣經國更覺芒刺在背，而與李國鼎同時被奪去部會資源的，是台北市的黨外老市長高玉樹。在台北這個由城鄉移民所構成的大都會裡，絕大多數人或許對高玉樹印象淡薄（如果不是全無印象的話），但對於世代在此的在地台北市人來說，高玉樹市長的政治生命，體現了這座城市從貿易口岸崛起的風格與膽識。因此，陳水扁兩次參選台北市長，老市長都還是榮譽主任委員；謝長廷從南部回鄉出任行政院長，回到打鐵街時也先拜會了高玉樹。
因為高玉樹其人，以在人口結構轉變下或為新人所淡忘，但高玉樹的治績，卻始終是台北這座城市最能自豪的面貌，所以出身老國民黨的現任市長郝龍斌，雖然幾年前胡裡胡塗地拆了高玉樹故居，最近又讓高玉樹委請前輩藝術家顏水龍所製、標識台北舊市區邊界的劍潭公園水牛圖龜裂滲水，但他初任市長的第一次施政報告裡，還是用極大篇幅提起了高玉樹。柯文哲還有那些老是擺出要讓台北「覺醒」的柯粉，對於台北市的歷史與政治氣質，認知卻好像比郝龍斌還要淺薄。
1954年，雖是中上家庭但稱不上豪門出生的高玉樹，四十一歲就「一人戰一黨」，當選台北市長，這件事本身就是老台北市人津津樂道的傳奇。高玉樹在台北工業學校畢業後，因殖民政權的歧視政策，而無法進入總督府遞信部擔任工職，結果到東京半工半讀時，卻憑著過人的外語能力與工業製圖專業，不但在戰時缺乏工程師的日本生活優渥，不但能參與台灣同鄉會與華僑總會的組建並擔任會長，也幸運地成為年紀略長或相近的「大正期」第一代台灣菁英中，極少數完全躲過二二八事件與清鄉，卻又建立政商網絡與美國人脈的。
憑藉從日本累積起的聲望，高玉樹返台即當上台北市商會總幹事，參選第一屆台北市長時雖然國民黨選擇暗助無黨籍自由派代表人物吳三連，以向對蔣介石獨裁傾向充滿疑慮的美國政府表達善意，但返台未久且無全國知名度的高玉樹，竟也開出了第二高票。於是三年後的第二屆市長選舉，當吳三連因為解決外省軍民安置問題而心力交瘁，宣佈不再連任後，高玉樹相當輕易地擊敗國民黨候選人王民寧，卻讓國民黨高層大為震驚。不管高玉樹本人的說法或國民黨的報告，都指出高玉樹對台北市街巷的了解，與能活用在美國第一手學習的科學知識與艾森豪的選舉技巧，是高玉樹勝選的主因。但國民黨自己的內部報告與高玉樹胞弟楊玉成的口述歷史，則進一步點出殷實的本省籍台北市民，對國民黨的統治極度不滿，也是高玉樹輕鬆勝選的原因。
日治時期接受現代思潮的在地台北市民選擇了進步的高玉樹，而高玉樹在第二屆市長任內，也很快就讓台北市煥然一新。中山北路「天橋」的搭建，舒緩了從北門平交道到中正路圓環的嚴重堵塞；南京東路的延伸，將惠通橋以東的中山區納入台北市的中心商業帶；羅斯福路的拓寬，解決了台北南區的道路空間不足。被佔用的公園綠地如伊通公園與介壽公園陸續興築，而日本時代就有的都市計畫作業不但恢復，都市設計的概念也第一次被帶進所謂的「美觀地區」。
但正因為高玉樹在台北的聲望高居不下（相較於當時有些黨外地方首長，缺乏具體政績支撐），國民黨將他視為「島內頭號對手」。在當時不過三年的市長任期，高玉樹居然被國民黨掌握的台北市議會移送監察院十六次，理由從現在看來匪夷所思的「開通南京東路的必要性」，到施工節省預算以致於「預算保留數過高」等。因為國民黨不分清紅皂白瞎整市府官員，連國民黨派到高玉樹身邊的「監軍」，居然也一起惹上官非。而當中最荒唐的是以市長官邸的水電費過高，要辦高玉樹與市府主秘柯台山等人瀆職，結果小小一間官邸的水電費，檢察官居然花了三年來決定不起訴。
1957年高玉樹連任失利，則恐怕是國民黨豐富的作票史中，規模最大的一次。不但公教人員被集中投票，「紅燈戶」被恐嚇票開不出來便抄牌，國家機器更是恩威併用，全力動員。即使是戒嚴時期，當時報紙分析台北市選舉結果，寫出來的竟也是「在數萬黨員支持下所造成的競選浪潮」、「廣播公司和民防廣播系統對這次選舉儘了可貴的協助之責」、「軍人票已百分之百的集中投給一個候選人。總票數在三萬至四萬票之間」。
而高玉樹的政治實力之強，即便三天兩頭用社論攻擊高玉樹的聯合報，也不得不透露出台北市人的政治勇氣，畢竟在當時的報紙上，顯示落選當晚，北門口高玉樹競選總部前聚集了「數千人」。為了避免情況失控，高玉樹也在競選總部上高掛「成敗在所不計」、「公道自在人心」兩條白色布條。
國民黨以這種偷吃步，第一次選上台北市長，但國民黨在台北市的執政表現，卻被認為遠遠不如高玉樹。因此當高玉樹在1964年「復出」時，僅管與上次當選相隔十年，而國民黨投入的資源又多到被民間戲稱為「世界大戰」，但高玉樹依然以顯著的差距擊潰了國民黨提名的周百鍊。這場選舉，換來了台北市升格，而高玉樹也就因此連當了八年市長。
直到今天，許多台北市最好的都市建設，都是由高玉樹在這八年所推動。比如說，高玉樹找來顏水龍協助，參考巴黎香謝大道，而闢建了由綠島和噴泉構成的仁愛路及敦化南北路林蔭大道；新築了由北一號隧道（後來的自強隧道）經復興南北路直通南一號隧道（後來的辛亥隧道）的「南北快速道路系統」。也是在這個時期，高玉樹運用美援經費，打造出民生社區這遠超越所處時代建設水準的示範社區。
諷刺的是，僅管雷震組黨會讓國民黨感受強烈威脅，主要原因是高玉樹這位真正取得群眾支持的實力人物參與其中，但某些所謂「台派學者」，卻因高玉樹的諸多政績與「開路市長」之美譽，而將高玉樹「貶為」一個「工程師」市長（畢竟他也真的是位工程師），好像別的黨外在努力對抗政府時，高玉樹只顧著蓋馬路（奇妙的是，同一位「台派學者」後來在為與國內某大企業關係密切的某南部國民黨本土派人物的傳記作序時，卻力讚這位國民黨人充滿台灣精神）。
且不論高玉樹在硬體建設外，作為台灣極少數富有藝文素養的高官，如台北市立交響樂團等文化機構，都是由高玉樹力排眾議所籌設，而抑鬱多年的本省籍前輩音樂家如郭芝苑的作品，也都是在這時透過北市交而能對外發表（郭芝苑因此創作了＜大台北大進行曲＞），高玉樹豈「只是」個「開路市長」？而開路與民主又豈是無關？
政治的本質終究是要解決人民共同生活所面臨的真實問題，高玉樹之所以能一再擊敗國民黨，一方面故然是當年還佔首都人口相當比例的台北本地人，因為清末以來建立的現代城市精神，而對於國民黨獨裁政權的專制與落後強烈不滿，但另一方面也因為這樣的首都民氣，有高玉樹這樣並非「理念先行，政策沒有」空想家的人物帶領，在政黨不存在的年代，在台北市建構一套自外於國民黨恩庇侍從體制平行的民主政治網絡。高玉樹許多謹慎的決定，並非膽怯（那個年代有誰比他更嚴重羞辱黨國體制？），而是他掌握的政治實力，遠超過其他同代黨外人士的總合。
社會不可能只有上層結構，沒有下層建築。何況，物質建設絕非某些沒有實際政治經驗的素人所想，是「去政治的」、「理念缺乏的」、「純粹技術的」。高玉樹的市政建設所以成功，是因為他存在一套完整的發展理念，並以此耦合起黨國獨裁體制中被割裂隔離的專業與政治。至於高玉樹對於市政的概念之所以能超前台灣社會，一方面是他能讀日、英、德、法四種語言又勤快地參與政策擬定，而足以使今日自稱有國際觀的台灣政客（比如似乎不會做英文簡報的「自以為創業」家連勝文）汗顏，此如高玉樹甚早便得知「大眾運輸導向的緊湊城市」這個觀念，並因此堅持民生社區鄰里商業體系的規劃與路線商業區的保存。
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高玉樹敢於挑戰威權體制，那時，開路可不只是做工程。這當中遇到許多阻力，是黨國體制畢竟壓過黨外首都的例證，比如光復北路的彎曲或富錦街的斷裂，都持續至今。而民生東路二、三段的延誤開闢與民生東路的時寬時窄，正是柯文哲力捧的「蔣經國的政商關係」的遺毒。本來在高玉樹擬定的都市計畫中，民生東路是與仁愛路相同規格的林蔭大道，而台北市區也因此會呈「雙龍環抱」之姿。但民生東路與松江路口的救國團（現在中央社等單位所在的志清大樓），正是蔣經國人馬的權力基礎，而民生東路道路預定地，則多為與蔣經國交好的某本省籍財團所有，雙方合力干擾高玉樹的施政，於是民生東路整個規劃規模縮水延宕，更導致北中山區後來土地重劃作業除了取得土地，缺乏都會發展的整體性思考。
高玉樹在台灣戰後政治史與台北市發展史的地位，之所以限於老台北家庭的口耳相傳，卻未見於大眾傳播，主因在於後來形成民進黨的新興黨外勢力成形時，高玉樹卻因胞弟遭國民黨栽贓入獄，被「脅迫擔任為內閣閣員」，使高玉樹的形象成為友善卻陌生的早期無黨籍仕紳。但對於國民黨來講，雖然被黨國傳媒捧上天的十大建設期間，高玉樹擔任交通部長，對工程的實際參與理當高過負責找錢的財政部長李國鼎，更不用說其他國民黨官員，但在「蔣、孫、李」的神話中，當然不容黨外人物存在。只是，市政是延續的，人民是延續的，素人不知道高玉樹是歷史差，市長不知道高玉樹與許多市政問題的所以然，怎麼可能會是個好的台北市長？
有一種自以為務實的說法，認為「以前台北市喜歡黨外，現在喜歡國民黨，所以在台北市要當選就要迎合國民黨價值觀」，所以為了在台北市勝選，就得吹捧蔣經國、遺忘（或毋須知道）高玉樹。然而，缺乏理念不代表務實，選舉從來就是分眾的，而支持高玉樹的選民及其後代，後來也仍是首都反國民黨選票的票倉。台北市的政治傾向改變，並不是意識形態偏好轉變，而是人口結構不同，這有夠多的實證科學分析足以證明，不去理解這點，單純幻想反正反國民黨選票必然含淚投票，所以開始唱旺蔣經國，那既不可能當好台北市長，又幹嘛不去代表國民黨參選？
在德國漢堡，一座自由市民自豪的經貿大城，市政廳牆上寫的拉丁文是 Libertatem quam peperere maiores digne studeat servare posteritas（自由，由你的先輩所贏取，後來的人們，請對它予以尊敬），這樣的城市靈魂，與高玉樹老市長被論者評為「為了千秋拼一時」的精神相通。要代表台北的反國民黨傳統，必知高玉樹。
＊作者為台北市大稻埕人，因為老家就在台北車站旁邊被推舉或鄙棄為本土型天龍人。自以為是進步的社會自由主義者，但留學時被歐洲同學揭發自由主義認同來自於當不了社會主義者又覺得保守派屬於鄉巴佬。唸過一些法律，但也常被誤會唸的是交通都計或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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